本報首席記者 徐瑞哲
  上周末,來自五大洲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近300名新生,齊聚世紀大道1555號——上海紐約大學陸家嘴新校園。為期兩周的新生營後,他們將與首屆近300名學長一起,迎來這座中美合辦大學的第二個學年。
  這所“垂直大學”只有15層高,在金融貿易區的高樓大廈中並不起眼。相比動輒萬把人的大校園,其建築面積僅為5.5萬平方米;在6個教學樓層間設有51個教室,七成以上只能容納16到20人,桌椅可根據課堂需要隨時改變佈局,比如用於學生分組辯論。
  鮮有大教室、大班課,辦學規模甚至比中學還小。上海紐大等國內少數幾所新建的“最小大學”,並非只是體量上的縮減,而是正探索一種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新精英教育模式——讓大學變“小”。
  小生源,大師資
  “堅持和超越”是紐約大學的校訓。作為擁有獨立法人地位的中外合作高校,上海紐大的最高權力機構是理事會,理事包括辦學主體美國紐大、華東師大以及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門的代表,中美雙方各占半數。在籌建新校的談判過程中,美方堅持在城市中心區域辦學,就像紐大位於紐約第五大道那樣,他們說“寧要這裡一幢樓,不要那裡一片區”。
  校園“大小”取捨後,第二個“堅持”在於1∶8的“師生比”,也就是1名老師只能配置8名學生。正如參與談判的主事者所言,這一前提被美國人“咬住不放”。而在國內高校擴招後,較好的師生比是1∶16,更多則為1∶20。
  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方面,全國大於30%、上海大於60%,分別進入大眾化和普及化階段。如此格局和背景下,上海紐大校長俞立中不止一次告訴記者,在上海辦上海紐大,如果只是再多開一所大學、再多招一批學生,“那真是沒有什麼意義”。這位新中國的同齡人,在卸任華東師大校長後,全身心投入上紐大建設。他明白,在中國辦這麼一所國際化大學,是試驗一條新路、創新一種模式。
  上海紐大第一、二屆生源規模均不到300人,其中中國和國際學生各半。很巧,上海紐大招辦主任周鴻教授,也來自華東師大同一職位。在2014級的開學季,他手裡已經備好了明年招生的基本方案。不再一味掐尖,方案這樣形容招生對象:“適應國際大都市競爭環境、嚮往走向世界、渴求新知識、勇於挑戰新事物、學習成績優異的高中畢業生”。成績,被放在最後一位,因此上紐大自主招生沒有統一筆試。
  招生與培養是一條鏈,找到適合本校氣質的“小生源”,接著就是配上“大師資”。按1:8比例,300名學生對應近40名老師,而上紐大第一年師資規模達90名,其中三分之一直接授課,三分之二助理授課。即使這個月,第二屆新生報到,師生比依然優於1∶8。
  同時,師資水平不低於紐大標準,幾乎都是外教。作為學校“首席學術官”,上海紐大副校長、教務長汪小京還在組建國際一流教授隊伍。其中已有的兩名院系負責人,分別從美國紐大加盟——原紐大歷史系主任喬安娜·衛周安任上紐大文理學院院長; 紐大斯特恩商學院副院長艾頓·增莫爾則出任上紐大商業與工程學院院長。來滬授課的首批紐大教授中,共有7名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、2名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,其中包括2位兩院院士。同時,常務副校長、原康奈爾大學校長傑弗里·雷蒙作為法學教授兼律師,汪小京本人作為原耶魯大學神經科學終身教授,都為本科生開課。
  小教室,大課堂
  新校區的教學佈局特點,“復刻”了使用一年的華東師大過渡校區。正對二樓扶梯口,左邊是中方校長辦公室,右邊是美方校長辦公室。俞立中校長隔壁就是一間教室,常常可以聽見裡面傳來的大聲爭論和朗朗笑聲。
  文理學院院長喬安娜·衛周安是個“中國通”,她主講一門名叫“中國概念”的歷史課程,從遠古講到21世紀,視角既非“中國中心”也非“美國中心”,同時受到中外學生歡迎。這門課只有30個名額,學生選不上怎麼辦?“不能擴容,他們可以下學期再選。”儘管每周只有兩次課,但學生們在課外花的時間遠比課內多,因為每節課前他們要精讀數十頁原著文本,不僅每周要寫一篇讀後感,隨堂還要用20分鐘寫實時讀後感,表達出自己的懷疑、未知、新意等。大學生坐著聽講並不累,而隨時想著提問與回答才叫累,本課程學分中的20%由研討情況決定。
  一間小教室里永遠只有一名老師和一幫學生?這種觀念太傳統了——上海紐大所謂的“大課”,不是學生多,而是老師多。入學前兩年必修的“核心課程”,分為社會與文化基礎、數學、科學、寫作、語言五大模塊,課程設計以多學科融合、多樣化授課為原則。一個跨界交叉的“大課堂”,要求教授們分工與協作,甚至研討課上會出現8名老師各自帶組,瞭解學生思辨過程。
  比如“全球視野下的社會”這門課,由美方校長雷蒙與一名美國院士領銜授課;“分析學”課程更是由兩名美國院士合作擔綱;而“科學基礎”涉及數理化及生物學多個學科領域,由包括美國院士在內的3名教授聯合講授。每周,“科學基礎”都有4節主講課、2節研討課、1節實驗課組成,每節課長達75分鐘到90分鐘。
  杜冰凌從上海中學考入上海紐大,從小學到高中,他基本都是帶著所謂“學霸”的光環度過。但剛入上海紐大,杜冰凌就有過一段時間迷茫,當時感覺自己十幾年書像白讀了一樣,心理落差蠻大。
  慶幸的是,這種落差也促使杜冰凌反思自己,找尋從前在應試教育的條條框框下被迫丟掉的很多東西。“上紐大的教授也好,教工也好,外國同學也好,都展示了一種與國內應試教育體系不同的觀念。”他覺得,自己掌握了一種新的自主性。這種自主不是過去依照考試要求去自主學習,而是需要學生主動參與到大學中,需要學生獨立思考與判斷。
  上紐大的課沒有標準答案。文理學院就像一把大傘,下麵是12個具體專業。現有的兩屆學生都還沒有任何專業,必須在大二末才進行選擇。“希望他們在通識教育中自我覺醒,冒出真正興趣,找到自己所長。”衛周安說。
  小實驗,大成本
  新模式的探路者,並非只有上紐大。就在上海數十公裡外的陽澄湖科技園,第二座中美名校合辦的獨立法人大學——昆山杜克大學已經首年招生。它由武漢大學與杜克大學創辦,同樣精招生、強師資,同樣中外學生比例各半。
  在昆山,新校長劉經南院士向記者透露,學校先招碩士生,後招本科生,按計劃今秋首屆研究生不超過100人。而建校前兩年,就有50多位杜克大學教授來昆山校園授課。據規劃,近期在校生規模約700人,遠期也只有3500人左右。
  對比兩組數據,中國高校在校生規模世界第一,達3000萬之巨,美國在校生約1700萬人;然而,中國普通高等院校的數量僅2000多所,美國則有約3500所。因此,以“校均”人數論,中國平均每所高校約1.5萬人在讀,美國只有約5000人。顯然,美國大學比中國“小”很多。從中,或許可見高教大國與高教強國的不同。
  充滿意味的是,上海科技大學這樣的國內大學也開始變“小”了。這座中科院與上海市共建的研究型大學,一開始就確立“小規模、高水平、國際化”定位。今年9月即將入學的首屆本科生,面向全國僅招200人,此外還有研究生新生400多人; 而校方已聘的專任教師囊括了3名諾獎得主、26位中國院士,在中國高校界堪稱罕有。
  擔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長的上科大校長江綿恆,將中科院滬區十餘家科研院所與上科大進行教育資源整合配置,所聘“院士教授”數量已占滬上兩院院士約三分之一。基於科學家們國際學術交往的常年關係,去年獲得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的耶魯大學教授羅斯曼,也已接受上科大免疫化學所教授聘書。
  江綿恆表示,學校將按1:10到1:12的師生比,先建設一支千人規模的專任教師隊伍,在校生規模最終將達本科生2000名、研究生4000名,學校有足夠師資為每位本科生配備導師。他對新生們說:“我們不提世界一流大學目標,只希望這是一個結果。”有人認為,上海科大正按照培養錢學森的加州理工學院模式辦校,後者在校生只有2000人規模。
  如果教育大眾化後的小眾化試驗,解決了“高校培養不出傑出人才”的錢學森之問,那它們必能擁有一種複製性。
(原標題:新精英教育模式:讓大學變“小”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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