渡海街

　　本報首席記者 徐瑞哲
　　上周末，來自五大洲40多個國家和地區的近300名新生，齊聚世紀大道1555號——上海紐約大學陸家嘴新校園。為期兩周的新生營後，他們將與首屆近300名學長一起，迎來這座中美合辦大學的第二個學年。
　　這所“垂直大學”只有15層高，在金融貿易區的高樓大廈中並不起眼。相比動輒萬把人的大校園，其建築面積僅為5.5萬平方米；在6個教學樓層間設有51個教室，七成以上只能容納16到20人，桌椅可根據課堂需要隨時改變佈局，比如用於學生分組辯論。
　　鮮有大教室、大班課，辦學規模甚至比中學還小。上海紐大等國內少數幾所新建的“最小大學”，並非只是體量上的縮減，而是正探索一種高等教育普及化的新精英教育模式——讓大學變“小”。
　　小生源，大師資
　　“堅持和超越”是紐約大學的校訓。作為擁有獨立法人地位的中外合作高校，上海紐大的最高權力機構是理事會，理事包括辦學主體美國紐大、華東師大以及上海市教育主管部門的代表，中美雙方各占半數。在籌建新校的談判過程中，美方堅持在城市中心區域辦學，就像紐大位於紐約第五大道那樣，他們說“寧要這裡一幢樓，不要那裡一片區”。
　　校園“大小”取捨後，第二個“堅持”在於1∶8的“師生比”，也就是1名老師只能配置8名學生。正如參與談判的主事者所言，這一前提被美國人“咬住不放”。而在國內高校擴招後，較好的師生比是1∶16，更多則為1∶20。
　　高等教育毛入學率方面，全國大於30%、上海大於60%，分別進入大眾化和普及化階段。如此格局和背景下，上海紐大校長俞立中不止一次告訴記者，在上海辦上海紐大，如果只是再多開一所大學、再多招一批學生，“那真是沒有什麼意義”。這位新中國的同齡人，在卸任華東師大校長後，全身心投入上紐大建設。他明白，在中國辦這麼一所國際化大學，是試驗一條新路、創新一種模式。
　　上海紐大第一、二屆生源規模均不到300人，其中中國和國際學生各半。很巧，上海紐大招辦主任周鴻教授，也來自華東師大同一職位。在2014級的開學季，他手裡已經備好了明年招生的基本方案。不再一味掐尖，方案這樣形容招生對象：“適應國際大都市競爭環境、嚮往走向世界、渴求新知識、勇於挑戰新事物、學習成績優異的高中畢業生”。成績，被放在最後一位，因此上紐大自主招生沒有統一筆試。
　　招生與培養是一條鏈，找到適合本校氣質的“小生源”，接著就是配上“大師資”。按1:8比例，300名學生對應近40名老師，而上紐大第一年師資規模達90名，其中三分之一直接授課，三分之二助理授課。即使這個月，第二屆新生報到，師生比依然優於1∶8。
　　同時，師資水平不低於紐大標準，幾乎都是外教。作為學校“首席學術官”，上海紐大副校長、教務長汪小京還在組建國際一流教授隊伍。其中已有的兩名院系負責人，分別從美國紐大加盟——原紐大歷史系主任喬安娜·衛周安任上紐大文理學院院長；　紐大斯特恩商學院副院長艾頓·增莫爾則出任上紐大商業與工程學院院長。來滬授課的首批紐大教授中，共有7名美國藝術與科學院院士、2名美國國家科學院院士，其中包括2位兩院院士。同時，常務副校長、原康奈爾大學校長傑弗里·雷蒙作為法學教授兼律師，汪小京本人作為原耶魯大學神經科學終身教授，都為本科生開課。
　　小教室，大課堂
　　新校區的教學佈局特點，“復刻”了使用一年的華東師大過渡校區。正對二樓扶梯口，左邊是中方校長辦公室，右邊是美方校長辦公室。俞立中校長隔壁就是一間教室，常常可以聽見裡面傳來的大聲爭論和朗朗笑聲。
　　文理學院院長喬安娜·衛周安是個“中國通”，她主講一門名叫“中國概念”的歷史課程，從遠古講到21世紀，視角既非“中國中心”也非“美國中心”，同時受到中外學生歡迎。這門課只有30個名額，學生選不上怎麼辦？“不能擴容，他們可以下學期再選。”儘管每周只有兩次課，但學生們在課外花的時間遠比課內多，因為每節課前他們要精讀數十頁原著文本，不僅每周要寫一篇讀後感，隨堂還要用20分鐘寫實時讀後感，表達出自己的懷疑、未知、新意等。大學生坐著聽講並不累，而隨時想著提問與回答才叫累，本課程學分中的20%由研討情況決定。
　　一間小教室里永遠只有一名老師和一幫學生？這種觀念太傳統了——上海紐大所謂的“大課”，不是學生多，而是老師多。入學前兩年必修的“核心課程”，分為社會與文化基礎、數學、科學、寫作、語言五大模塊，課程設計以多學科融合、多樣化授課為原則。一個跨界交叉的“大課堂”，要求教授們分工與協作，甚至研討課上會出現8名老師各自帶組，瞭解學生思辨過程。
　　比如“全球視野下的社會”這門課，由美方校長雷蒙與一名美國院士領銜授課；“分析學”課程更是由兩名美國院士合作擔綱；而“科學基礎”涉及數理化及生物學多個學科領域，由包括美國院士在內的3名教授聯合講授。每周，“科學基礎”都有4節主講課、2節研討課、1節實驗課組成，每節課長達75分鐘到90分鐘。
　　杜冰凌從上海中學考入上海紐大，從小學到高中，他基本都是帶著所謂“學霸”的光環度過。但剛入上海紐大，杜冰凌就有過一段時間迷茫，當時感覺自己十幾年書像白讀了一樣，心理落差蠻大。
　　慶幸的是，這種落差也促使杜冰凌反思自己，找尋從前在應試教育的條條框框下被迫丟掉的很多東西。“上紐大的教授也好，教工也好，外國同學也好，都展示了一種與國內應試教育體系不同的觀念。”他覺得，自己掌握了一種新的自主性。這種自主不是過去依照考試要求去自主學習，而是需要學生主動參與到大學中，需要學生獨立思考與判斷。
　　上紐大的課沒有標準答案。文理學院就像一把大傘，下麵是12個具體專業。現有的兩屆學生都還沒有任何專業，必須在大二末才進行選擇。“希望他們在通識教育中自我覺醒，冒出真正興趣，找到自己所長。”衛周安說。
　　小實驗，大成本
　　新模式的探路者，並非只有上紐大。就在上海數十公裡外的陽澄湖科技園，第二座中美名校合辦的獨立法人大學——昆山杜克大學已經首年招生。它由武漢大學與杜克大學創辦，同樣精招生、強師資，同樣中外學生比例各半。
　　在昆山，新校長劉經南院士向記者透露，學校先招碩士生，後招本科生，按計劃今秋首屆研究生不超過100人。而建校前兩年，就有50多位杜克大學教授來昆山校園授課。據規劃，近期在校生規模約700人，遠期也只有3500人左右。
　　對比兩組數據，中國高校在校生規模世界第一，達3000萬之巨，美國在校生約1700萬人；然而，中國普通高等院校的數量僅2000多所，美國則有約3500所。因此，以“校均”人數論，中國平均每所高校約1.5萬人在讀，美國只有約5000人。顯然，美國大學比中國“小”很多。從中，或許可見高教大國與高教強國的不同。
　　充滿意味的是，上海科技大學這樣的國內大學也開始變“小”了。這座中科院與上海市共建的研究型大學，一開始就確立“小規模、高水平、國際化”定位。今年9月即將入學的首屆本科生，面向全國僅招200人，此外還有研究生新生400多人；　而校方已聘的專任教師囊括了3名諾獎得主、26位中國院士，在中國高校界堪稱罕有。
　　擔任中科院上海分院院長的上科大校長江綿恆，將中科院滬區十餘家科研院所與上科大進行教育資源整合配置，所聘“院士教授”數量已占滬上兩院院士約三分之一。基於科學家們國際學術交往的常年關係，去年獲得諾貝爾生理醫學獎的耶魯大學教授羅斯曼，也已接受上科大免疫化學所教授聘書。
　　江綿恆表示，學校將按1:10到1:12的師生比，先建設一支千人規模的專任教師隊伍，在校生規模最終將達本科生2000名、研究生4000名，學校有足夠師資為每位本科生配備導師。他對新生們說：“我們不提世界一流大學目標，只希望這是一個結果。”有人認為，上海科大正按照培養錢學森的加州理工學院模式辦校，後者在校生只有2000人規模。
　　如果教育大眾化後的小眾化試驗，解決了“高校培養不出傑出人才”的錢學森之問，那它們必能擁有一種複製性。
（原標題：新精英教育模式：讓大學變“小”）